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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的决定


（１９９９年６月２８日通过）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决定：批准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１２日外交部部长唐家璇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以下简称“缔约双方”），
　　愿意在相互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有效地促进两国在刑事司法协助领域的合作，
　　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适用范围
　　一、缔约双方应根据本条约的规定，在刑事调查、起诉或诉讼方面，相互提供最广泛的协助。
　　二、为本条约的目的，刑事系指涉及缔约双方各自法律所规定的犯罪的调查、起诉或诉讼。
　　三、协助应包括：
　　（一）送达文书；
　　（二）向有关人员调取包括陈述在内的证据；
　　（三）提供资料、文件、记录和证据物品；
　　（四）查找或辨认人员或物品；
　　（五）获取和提供鉴定人的鉴定结论；
　　（六）执行搜查和扣押的请求；
　　（七）安排在押人员和其他人员作证或协助调查；
　　（八）采取措施在有关赃款赃物方面提供协助；
　　（九）被请求方法律不禁止的其他形式的协助。
　　四、本条约不适用于：
　　（一）对任何人的引渡；
　　（二）在被请求方执行请求方作出的刑事判决，但被请求方法律和本条约许可的除外；
　　（三）移交囚犯以便服刑；以及
　　（四）刑事诉讼的转移。

　　第二条　联系途径
　　一、为本条约的目的，缔约双方相互请求和提供司法协助，应直接通过各自指定的中央机关或通过外交途径联系。
　　二、第一款所指的“中央机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为司法部，在大韩民国方面为法务部长官或法务部长官指定的官员。

　　第三条　拒绝或推迟协助
　　一、如果被请求方认为存在下列情形，可拒绝提供协助：
　　（一）请求涉及政治犯罪或军事性质的犯罪；
　　（二）执行请求将损害其主权、安全、公共秩序或其他重大公共利益；
　　（三）有充分理由相信，请求是为基于某人的种族、性别、宗教、国籍或政治见解而对该人予以起诉或处罚，或该人的地位可能由于上述任何原因受到损害；或
　　（四）请求所针对的行为，根据被请求方法律不构成犯罪。
　　二、如果执行请求将妨碍正在被请求方进行的调查、起诉或诉讼，被请求方可推迟提供协助。
　　三、在拒绝一项请求或推迟执行该请求前，被请求方应考虑是否可在其认为必要的条件下准予协助。如果请求方接受附条件的协助，则应遵守这些条件。
　　四、如果被请求方拒绝或推迟协助，应将拒绝或推迟的理由通知请求方。

　　　　　　　　　　　　第二章　请求和协助

　　第四条　请求书的内容
　　一、协助请求书应包括：
　　（一）进行与请求有关的调查、起诉或诉讼的主管机关的名称；
　　（二）请求的目的和所需协助的说明；
　　（三）调查、起诉或诉讼的事项的说明，包括有关事实和法律的概述；和
　　（四）希望请求得以执行的期限。
　　二、在必要和可能的范围内，协助请求书还应包括：
　　（一）被取证人员的身份、国籍和所在地的资料；
　　（二）受送达人的身份和所在地、以及该人与诉讼的关系的资料；
　　（三）要查找的人员的身份和下落的资料；
　　（四）需搜查的地点和需扣押的物品的说明；
　　（五）希望执行请求时遵循的任何特别程序或要求的说明；
　　（六）被请求到请求方出庭的人员有权得到的津贴、费用和报酬的说明；
　　（七）保密的要求和理由；以及
　　（八）适当执行请求所必需的其他资料。
　　三、如果被请求方认为请求书中包括的资料尚不足以处理该请求，则可要求提供补充资料。
　　四、请求应以书面形式提出，并由请求机关签署或盖章。在紧急情形下，请求也可以其他形式提出，但应随后迅速以书面形式确认。

　　第五条　语文
　　根据本条约提出的请求书和辅助文件，应附有被请求方语文的译文或英文译文。

　　第六条　请求的执行
　　一、被请求方应按照本国法律及时执行协助请求。
　　二、在不违背被请求方法律的范围内，可按照请求方要求的方式执行协助请求。

　　第七条　向被请求方归还材料
　　如果被请求方提出要求，请求方应尽快归还依本条约提供的材料。

　　第八条　保密
　　如经请求，被请求方应对一项请求及其内容、辅助文件以及依该请求所采取的行动，尽力予以保密。如果不违反保密要求则无法执行请求，被请求方应将此情况通知请求方，请求方应随即决定是否仍应执行该请求。

　　第九条　限制使用
　　一、未经被请求方的事先同意，请求方不应将根据本条约所获得的资料或证据，用于除请求所表明的调查、起诉或诉讼以外的任何其他目的。
　　二、如经请求，请求方应对被请求方提供的资料和证据予以保密，除非为请求所表明的调查、起诉或诉讼的目的必须使用该资料和证据。

　　第十条　送达文书
　　一、被请求方应送达请求方为此目的递交的文件。
　　二、要求某人出庭的文件的送达请求，应在不迟于要求出庭日前六十天递交给被请求方，除非在紧急情形下，被请求方同意较短期限。
　　三、被请求方完成送达后应向请求方出具送达证明，送达证明应包括送达日期、地点和方法的说明，并应由送达文书的机关签署或盖章。如果不能完成送达，则应通知请求方，并说明理由。

　　第十一条　调取证据
　　一、被请求方应根据其法律并依请求，调取证词，获得有关人员的陈述，或要求这些人员提供证据物品，以便转交给请求方。
　　二、被请求方应在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并依请求，允许请求中所指明的、与调查、起诉或诉讼有关的司法人员在执行请求时到场，并许可这些人员按照被请求方同意的方式向被调取证据的人员提问。在不允许直接提问的情况下，可许可这些人员提交问题单，通过被请求方向被调取证据的人员提出。
　　三、为第二款的目的，被请求方应根据请求，及时将执行请求的时间和地点通知请求方。

　　第十二条　拒绝作证
　　一、根据本条约被要求作证的人员，如果被请求方法律允许或要求该人在被请求方提起的诉讼中的类似情形下不作证，可拒绝作证。
　　二、如果根据本条约被要求作证的人员主张，依请求方法律有拒绝作证的权利或义务，被请求方可要求请求方提供有关存在该项权利或义务的证明书。
　　三、如果被请求方收到请求方提供的有关存在该人所声称的权利或义务的证明书，在无相反证据时，该证明书应为存在该项权利或义务的充分证据。

　　第十三条　查找或辨认人员或物品
　　被请求方应根据请求，尽力查找请求书中所指人员或物品的下落，辨认有关该人的身份。

　　第十四条　安排人员作证或协助调查
　　一、请求方可请求被请求方协助，邀请某人在诉讼中作为证人或鉴定人出庭或协助调查。该人应被告知可得到支付的费用、津贴和报酬。
　　二、被请求方应将该人的答复迅速通知请求方。

　　第十五条　安排在押人员作证或协助调查
　　一、经请求方请求，被请求方应将在其境内的在押人员临时移交至请求方协助调查、起诉或诉讼，但须该人同意，而且双方中央机关已就移交条件事先达成书面协议。
　　二、如果依被请求方法律该被移交人应予羁押，请求方应对该人予以羁押，并在该请求执行完毕后，将该人押送回被请求方。
　　三、如果被请求方通知不再需要羁押该被移交人，请求方应将该人释放并作为第十四条所指的人员对待。
　　四、为本条的目的，该被移交人在请求方被羁押的期间，应折抵在被请求方判处的刑期。

　　第十六条　证人和鉴定人的保护
　　一、请求方对于按照第十四条或第十五条的规定到达其境内的人员，不得因该人在入境前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或该人在其境内提供的证词或鉴定结论，而予以起诉、羁押或对其人身自由施加任何其他限制；也不得要求该人在并非请求所涉及的任何调查、起诉或诉讼中提供证据或协助调查。
　　二、如果某人在被正式通知不再需要继续停留后十五天内可自由离境，但未离开请求方，或在已离开后自原返回，则不再适用本条第一款。但该期限不应包括该人因本人无法控制的原因而未离开请求方领土的期间。
　　三、请求方对于拒绝按照第十四条或第十五条的规定作证或协助调查的人员，不得因此对该人施加任何刑罚或强制措施，也不得在请求书、传票或类似文件中以刑罚或强制措施相威胁。

　　第十七条　搜查和扣押
　　一、被请求方应在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执行有关搜查和扣押的请求，并将材料移交请求方，条件是该请求载有说明上述行动依被请求方法律为合法的资料。
　　二、被请求方应向请求方提供其所要求的有关搜查结果、扣押地点、扣押状况以及被扣押的材料随后被监管的情况。
　　三、被请求方可要求请求方同意为保护第三人对被移交物品的利益所必须附加的条件。

　　第十八条　赃款赃物
　　一、基于请求，被请求方应尽力确定赃款赃物是否位于其管辖范围内，并应将调查结果通知请求方。在提出这种请求时，请求方应将其认为上述赃款赃物可能位于被请求方管辖范围内的理由通知被请求方。
　　二、如果根据第一款，涉嫌的赃款赃物已被找到，被请求方应采取其法律许可的措施，限制和没收这些赃款赃物。
　　三、在适用本条时，第三人对这些财物的合法权利应依被请求方法律受到尊重。
　　四、管制被没收的赃款赃物的被请求方应根据其法律处理这些赃款赃物。在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被请求方可以将上述被没收的赃款赃物移交给请求方。

　　第十九条　通报刑事诉讼结果
　　缔约一方应根据请求，向缔约另一方通报涉及该缔约另一方国民的刑事诉讼的结果。

　　第二十条　交换法律和法规情报
　　缔约双方应根据请求，相互通报各自国家现行的或者已废止的法律和法规以及司法实践的情报。

　　第二十一条　提供犯罪记录
　　如果在缔约一方境内曾被判刑的人在缔约另一方境内被追究刑事责任，则该缔约一方应根据缔约另一方的请求提供该人以前的犯罪记录。

　　第二十二条　证明和认证
　　一、在遵守第二款的条件下，协助请求书和辅助文件，以及为答复该请求提供的文件和其他资料，不应要求任何形式的证明或认证。
　　二、在被请求方法律未加禁止的范围内，文件、记录或其他资料应以请求方所要求的格式，或附请求方所要求的证明予以转交，以使其依请求方法律可被采纳。

　　第二十三条　费用
　　一、被请求方应负担提供协助的费用，但请求方应负担：
　　（一）有关人员按照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前往和离开被请求方的费用；
　　（二）应支付给按照第十四条或第十五条规定前往、离开和停留于请求方的有关人员的任何津贴和费用。这些津贴和费用应按照其发生地的缔约一方的标准和规定支付；以及
　　（三）鉴定人的费用和报酬。
　　二、如经要求，请求方应预付由其负担的津贴、费用和报酬。
　　三、如果执行请求明显地需要特殊性质的费用，缔约双方应协商决定提供被请求的协助的条件。

　　第二十四条　外交和领事官员送达文书和调取证据
　　缔约一方可以通过其派驻在缔约另一方的外交或领事官员向在该缔约另一方境内的本国国民送达文书和调取证据，但不得违反该缔约另一方法律，并不得采取任何强制措施。

　　　　　　　　　　　　　第三章　最后条款

　　第二十五条　其他协议
　　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双方之间根据其他条约或协议等存在的义务，也不妨碍缔约双方根据其他条约或协议等相互提供或继续提供协助。

　　第二十六条　协商
　　缔约双方应根据任何一方的请求，及时通过外交途径，就有关本条约的解释、适用或实施进行协商。

　　第二十七条　生效和终止
　　一、本条约须经批准，批准书在汉城互换。本条约自互换批准书之日后第三十天生效。
　　二、本条约适用于其生效后提出的任何请求，即使有关作为或不作为发生于本条约生效前。
　　三、缔约任何一方可随时通过外交途径，以书面形式通知终止本条约。终止自该通知发出之日后六个月生效。

　　下列签署人经各自政府适当授权，签署本条约，以昭信守。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二日订于北京，一式两份，每份均以中文、韩文和英文制成，所有文本同等作准。遇有解释上的分岐，以英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　　　　　　　　　　　　　　　　　大韩民国代表
　　　　　唐家璇　　　　　　　　　　　　　　　　　　　　　　洪淳英
　　　　（签　字）　　　　　　　　　　　　　　　　　　　　（签　字）
宪法“司法化”的反思与前瞻

秦前红*


内容提要：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就一起民事案件作出司法解释所引发的宪法“司法化”问题讨论尚未结束，2003年5月，孙志刚在广州被故意伤害致死一案再次引发违宪审查争议。宪法“司法化”起源于美国，现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宪法“司法化”产生并非偶然，它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长期以来，在我国形成了宪法不能作为裁判直接依据的司法惯例，导致了宪法的神秘化，宪法的频繁变迁削弱了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使我国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宪政，是我国宪法“司法化”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主题词：宪法 司法审查 宪政
引 言
推行宪政的关健在于制定一部合乎正义的宪法，并且切实保障宪法作为根本规范的最高效力。宪政的主题是让国家权力特别是立法活动受到某种超越性规范的约束，避免法律实证主义的弊端，使社会正义以及基本人权的理念在现实的制度安排中得以具体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宪法“司法化”①最能体现和落实宪政的精神。迄今为止，中国的法院还没有获得审理宪法案件权限，不仅不能审查违宪立法，就连行政机关制定法规和规章的抽象行为是否合宪，是否合法的问题也没有资格作出判断。2001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就直接适用宪法条款审理涉及教育权的诉讼案件的问题做出批复启动了关于“宪法司法化”②的讨论。今年27岁的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广州收容所被伤害致死案，导致了三位青年法学博士以普通中国公民名义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①从而进一步引发了法学界乃至全社会对违宪问题的关注。孙志刚案并不是偶然的，人们对收容遣送制度暴所露出来的问题的反思使之能够把普遍关心的个案公正处理和收容遣送制度改革这二个重大问题结合起来，这将对宪法贯彻实施起着极大推动作用。本文拟对宪法“司法化”若干问题作初步讨论，以期抛砖引玉。
一、宪法“司法化”语义解析
首先，宪法“司法化”这一话语在纯理论意义上具有两个维度②：一是当没有具体法律将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落实时，司法机关能否直接适用或引用宪法条文作为判决依据？在这种意义上，宪法“司法化”意味着宪法司法适用性。这个命题建立在公民基本权利之充分保障的宪政理论之上，即认为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如果宪法权利没有得到具体法律落实，司法机关又不适用，宪法条文作为判决依据，无疑权利保障成为一纸空文③。因此，宪法的司法适用有最后屏障之功效。
宪法司法化的第二层面是：在司法机关对个案审理过程中，能否对有违宪嫌疑的法律规范的合宪性问题进行审查并作出判断。这涉及到司法机关是否有违宪审查权问题。这无疑已经不是一个技术性命题，它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宪政理论和政治制度的基本构架，甚至包括历史传统和文化观念等层面。虽然司法审查这种制度在现代受到广泛的推崇，但它本来并非一条不证身明的公理。实际上，司法审查制度始终受到本身两个方面的严峻挑战：
其一，按照哈林顿（James Harrington）、孟德斯鸠等人所倡导分权制衡的制度设计，司法权与立法权的职能范围必须严格区别，彼此恪守“井水不犯河水”的原则。但如果容许法院对法律、法规进行合宪性审查，就意味着司法权也可以进行政治目的性判断，两者的界限岂不就变得模糊不清了？如果合宪性审查的结果否定了立法的效力，那么实际上司法权就事实上享有了某种程度的优越地位。在司法权高于另一权（立法权）的情形下，如何实现制衡？例如法国长期抵制司法审查制度，其理由就是要不折不扣地坚持分权制衡的体制。①
其二，按照洛克、卢梭等人所主张的主权在民的宪法思想，即使在分权制衡的架构中，为了避免扯皮而需要其中的某一种权力具有优越性的话，那也只能是i立法权，而轮不到司法权，何况只要司法独立得到切实的保障，立法权的优势不会破坏三权分立的均衡。相反，如以“立法独立”来对抗司法权优越，势必更加违背法理。
因此宪法“司法化”的语义主要是指宪法可以像其它法律一样严格地进入司法程序，作为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并依照宪法进行司法审查。宪法“司法化”也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法治与宪法的产物。早在180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治安法官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Marbury V Madsion）时，首席大法官马歇尔（John Marshall ）在该案的判决中宣布：“立法机关制定的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无效。”此案奠定了美国司法审查制度（Judicial Review），即联邦法院的法官可以以宪法作依据审查联邦国会的立法和行政部门的命令是否符合宪法，由此开创了宪法“司法化”的先河。继美国之后，奥地利于1919年创立了宪法法院。法国在1946年建立了宪法委员会，作为宪法的监督和保障机关。1958年，经过一系列的改革，法国建立了宪法会议，这一组织积极介入公民宪法权利争议案件之中，以有影响力的案例引领了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保障。德国在1949年通过基本法，建立了独立的宪法法院系统专门处理权力机关之间的宪法争议和个人提出的宪法申诉。目前，宪法司法审查无论在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在大陆法系国家都得到广泛认同，它似乎已经成为世界名国普遍的做法。
二、我国宪法“司法化”面临的的问题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从1949年9月制定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至今，我国宪法制度的发展已走过了风风雨雨50年，有些人认为，我国宪法被视为“闲法”，人民法院判案不得引用宪法条文；人们意识中也有“宁可违宪，不可违法”的思想。在民意调查中，公民也认为与切身有最大利益关系的法律是民法、刑法等等，而置宪法于一边。导致上述现象产生的原因我们认为有以下几种：
第一，宪法的频繁变迁削弱了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①从1949年9月至今，我国先后制定和通过了一部临时宪法（即《共同纲领》）、和四部正式宪法，并颁布了三次宪法修正案，无论是全身修改还是局部修改，所修改及确定的内容皆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党要完成的任务及实现的目标。修宪过程主要表现为将党的政策法律化的过程。宪法的频繁变迁和修改，严重削弱了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这似乎不能完全归咎于立宪者的短视，症结所在是宪法在我国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先定为给执政党的政策披上一层法律的外衣，使其上升为国家的意志。在我国每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召开总伴随着一次宪法的修改，如果宪法经常性地被政策而温柔地改变，那么，就意味着“政治权力的宪法化”就很难充分地得以实现，宪政秩序也就失去了必要的基础。
第二，“法治”与“人大至上性”的矛盾，使宪法“司法化”在现行体制上不能完全实现。——所谓“人大至上”就是说，人民代表大会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或者说具有“决定一切职权的职权”。法治的最低标准就是保持国家法律在宪法框架内的统一，就是保证法律的合宪性，就是所谓的“治法”，如果法治排除了“治法”的硬核，那么法治的剩下含义就是“治人”了①；一旦统治者打着法治的旗号而行“治人”之时，人也就变成了奴隶，“法治”也就走向了它的反面。在我国，一方面全国人大有立法权，可以制定他“认为合适”的法律；另一方面全国人大有权对宪法进行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假如有人指控全国人大立法有违宪之嫌，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可能通过解释宪法而不是修改法律来“自圆其说”，以保证“宪法”的合法性，而不是法律的合宪性；即使不能“自圆其说”，“人大”还可使用"修宪"的杀手锏来保证其所制定的法律“合宪性”。在这种体制下，除非“人大”自觉地进行其立法的合宪性监督，否则，法律违宪问题是断然不可能存在的。
第三，宪法的不直接适用性削弱了宪法的权威性。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宪法本身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宪法规定的是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对国家政治结构、经济制度，社会制度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的规定。宪法规范具有原则性、概括性，其假定、处理、制裁三个方面的区分并不完全，造成宪法规范缺乏可诉性和可操作性。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将依据宪法制定的普遍法律作为法律适用的依据，而不将宪法直接引入诉讼程序。其次，人们对宪法认识的前见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对宪法性质的考虑主要着眼于政治性，往往和国家的大政方针联系在一起，因而很久以来，我们一直没有树立宪法为法的观念，让根本大法降格去解决刑事、民事等“小问题”在绝大多数人看来实在是荒唐之举。最后，最高人民法院以往的司法解释捆住了自己的手脚：其一是1955年ii最高人民法院在给新疆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的批复中认为，在刑事诉讼中不宜援引宪法作定罪科刑的依据。其二是1986年最高人民法院在给江苏省高院的批复中对是否引用宪法条文进行裁判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第四，违宪事件经常发生削弱了宪法的根本大法地位。《宪法》第五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是对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原则的具体规定。国家机关违宪情况大致包括以下几种：首先，不履行宪法职责，职务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包括违反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如滥用权力等。其次，职务行为没有法律根据，认定这类行为违法，是法治原则的必然要求，这类行为若给相对人一方科以义务使其因此而遭受了损失，国家要负赔偿责任。最后，国家制定的法规，规章等抽象行政行为违宪。以孙志刚一案为例，1991年国务院发出48号文将收容对象扩大到“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无稳定经济来源”的三无人员，而在执行中，“三无”往往变成无身份证、暂住证、务工证“三证”缺一不可。也就是说最初制度设计上，收容制度是一种救济制度，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它演变成了一项限制公民基本宪法权利的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8条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剥夺、限制人身自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可见，《收容遣送办法》与《立法法》相矛盾，同时也违背了宪法。
三、宪法“司法化”不同类型之比较
世界上现存的宪法司法化大致分为两种类型——美国模式与欧陆模式；表现在审查主体上有分权的与集权的，表现在审查时机上有事后审查的与预防审查的，表现在审查方法上有附带审查的与主要审查的，表现在审查结果上有个案效力与普及效力的等等①。以下分别对两大类型的主要构成进行简单比较、说明和分析。
美国模式承认各级法院都有权进行合宪性审查。但这种审查只针对已经生效的法律，只能在处理各类普通诉讼案件的程序当中采取所谓的“附带审查”（即宪法问题只能作为具体争议内容的一部分而不能作为主要争议提出来）的方式。法院仅仅解决具体的问题而不作抽象性判断，因此审查结果的效力只限于本案当事人。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尽量避免由法官来制定法律的事态。当然，遵循先例原则使判决的效力有机会涉及其他同类案件，实际上合宪性审查的结果还是有普遍性的，法律的安定也不会因而遭到破坏。然而，这种普及效力在形式上还是仍然局限于具体案件的当事人之间的具体争议。
与美国模式不同，在欧洲大陆法系各国中，合宪性审查职能被限定在单一司法性机关如宪法法院，宪法评议委员会等集中履行，普通的各级法院以及最高法院则无权过问。宪法诉讼在多数场合是由国家机关（包括政府部门，国会议员以及受理具体诉讼案件的普通法院）。按照特别程序来提起，因此合宪性审查与具体诉讼案件的审理是分别进行的。以合宪性审查的政治性为前提，宪法法院的构成以及人事选任方法都必须反映政治势力的分布状况，审查内容也往往包括政治问题和统治行为。另外，尚未生效的法律，条约也被列入审查范围之内。二战后，英美和欧陆这两种不同的模式在司法审查制度出现了趋同化的发展①。其中最典型实例是属于大陆法系的日本。根据1947年宪法第81条的规定，日本导入了美式附带合宪性审查制度。尽管如此，由于社会和制度的背景不同，日本的实际做法最终表现出明显的特色：例如分权化的合宪性审查到1975年就名存实亡，最高法院实际上发挥宪法法院的作用，但却不采取抽象性审查的方式，而是通过具体诉讼案件的判决进行部分问题的审查，另外，审查的重点从立法转移到防止行政权力对人权的侵犯方面，在整体上倾向于司法消级主义等等，似乎介于美国模式和战后德国模式之间。
四、我国宪法“司法化”的重要意义及其适用范围
首先，宪法“司法化”有助于保障人权。现实中，宪法规定的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往往因为缺乏普通法律、法规的具体化而长期处于休眠状态，无法得到实现。由于宪法具有高度的原则性和概括性，因此宪法“司法化”能够弥补普通法律、法规的缺陷和漏洞，使宪法规范从静态走向动态，将宪法规定权利落到实处。其次，宪法“司法化”有助于实现法治。宪法规定了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具有全局意义的问题，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处于母法地位，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和权威。因此，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树立法律权威首先是树立宪法的权威。而依宪治国树立宪法权威不能停留在纸面上，对于违宪事件和违宪争议，宪法不应沉默，而应将其纳入司法轨道。最后，宪法“司法化”有助于推动宪政。现实生活中违宪现象屡屡发生，而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宪法不能作裁判依据的司法惯例与思维定势，有关国家机关对此只能束手无策，如果实行宪法“司法化”，那么就能激活纸面上的宪法，在司法过程中凸显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和权威，使宪法确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在无具体法律法规规定或规定不明确的情况下变成现实，对国家机关、组织或者个人的违宪行为进行有效的追究与纠正。
虽然，宪法“司法化”在我国的实现有着重大意义，但是其适用范围是有限的。如果不对宪法“司法化”的范围进行合理架构，那么会导致宪法的滥诉现象。在我国必须坚持普通的民事审判的私法领域不能直接适用宪法权利条款。宪法权利仅直接适用在公法领域中的，适用在反映公民与国家权力关系的领域中。“宪法中的权利条款仅仅保护其不受“国家行为”的侵犯，而将私人对他人的权利的侵犯留给侵权法”①。刑事审判程序是确定公民是否犯罪以及对犯罪行为人处以何种刑罚的程序，即定罪量刑的程序，刑事审判所处理的案件在性质上属于公法领域案件，但是，由于刑事审判具有定罪量刑性质，依据罪行法定原则，应当直接适用刑法规范，而不宜直接以宪法规范作为其法律依据。在非刑事审判的其他公法领域，也并非都要直接适用，如果立法符合宪法并体现了权利的价值，通过立法构建的法律秩序促进了基本权利的实现，或者说一般法律权利规范已是基本权利规范的具体化则只可直接适用一般法律。在执法尤其行政执法领域，基本权利受到公权力的侵害，可以直接适用一般法律的权利规范进行救济，在穷尽这种救济之后，再适用宪法权利规范进行救济。
五、对我国宪法“司法化”的体制型构
随着我国法治化的进程，加强公民宪法权利规范的适用性也是当务之急。鉴于中国法治环境的不断改善，在现阶段实现宪法“司法化”的条件已经日趋成熟。
首先，必须改变对宪法的观念，宪法不是“神法”，也不是“闲法”，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的主要任务在于规定国家机构的设置，权限运作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为了维护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对于宪法中的政策条款要有限制，只有那些带有根本性的国家理念和国策，才有必要在宪法中作出规定。
其次，司法审查制度应该逐步到位。第一步，在现行体制下，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应当切实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维护宪法的权威。由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最高权力机关，其代表人数众多且每年只举行一次会议，所以应当强化它的常设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员会职权，常委会委员应当实行专职化、年轻化，同时要修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以确保它能履行宪法67条所规定的职权：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第二步借鉴美国模式和欧陆模式，在重新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基础上，实行分级违宪审查的制度模式。即在人大常委会内设立宪政委员会，在最高人民法院、省级人民法院内设宪法审判庭，宪政委员会由13名知名法律家和政治家组成，最高法院审判庭由9名宪法大法官组成，这些组成人员由国家主席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协商提名，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对宪法和人大负责。由宪政委会员重点审查法律、法规的合宪性以及国家领导人的违宪诉讼案，宪政委员会履行宪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款、第八款所规定的职权；法律在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表决之前，宪政委员会可以提前进行预防审查。行政法规违背宪法时，宪政委员会可直接撤销上述办法，也可以提请全国人大启动特别调查程序、组织特定的问题调查委员会。由宪法审判庭重点审查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以及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案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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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在《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8篇中，A，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