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首次将督促程序规定到法律中，对于方便债权人快速获得执行依据，维护债权人的利益，节约诉讼成本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法条规定得过于简单，实践操作不变，出现被申请人滥用异议权，浪费申请人时间、诉讼成本和法院的人力、物力的现象。2001年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施行了《关于适用督促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对督促程序的适用作了更详细的规定。从近十年法院的情况来看，适用这一程序的案件并不多，支付令案件占民事、经济纠纷案件总数的比例不高，使得当初立法原意得不到实现。为此，2012年新修改的后的民诉法对督促程序做了完善，加大了对当事人提出异议的审查力度，完善了督促程序与诉讼的衔接，方便了当事人，降低了诉讼成本。但是，在目前只有民事诉讼法关于督促程序的几条规定下，司法实践操作仍有不便。如，受理支付令的管辖法院，民诉法第二百一十四条只规定：债权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提出，何为有管辖权，并没有明确；进入后续诉讼后的管辖法院也没有明确；对于债务人提出的异议，是如何审查；以及后续诉讼的相关问题均没有明确。本文试图通过结合相关的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积累等方面进行分析，进而推动督促程序的运行。

　　一、关于督促程序及后续诉讼的管辖问题

　　确定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是适用督促程序时首要确定的问题。《民事诉讼法》第214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请求债务人给付金钱、有价证券，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向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据此，这条规定直接明确了督促程序的级别管辖即基层人民法院，相对于民诉法第二章第一节的级别管辖来说，这个是特别的规定，督促程序不适用该章节的规定。也就是说，无论申请支付令的金额是多少，都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基层人民法院不得以金额太大，不由他们管辖为由拒绝受理，也排除了除基层法院外的其他法院对适用督促程序的管辖权。

　　对于督促程序的地域管辖，根据民诉法第214条，只是规定债权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至于何为有管辖权并不明确。笔者认为，督促程序作为民事诉讼活动中的一项特别的程序，即便他具有操作和适用条件的特殊性，但是民诉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规定仍需遵守。所以，督促程序的地域管辖问题仍应该收民事诉讼法第二章第二节的地域管辖的限制。申请支付令的案件，向哪个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取决于争议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及民诉法关于地域管辖的规定。如因为合同关系请求给付金钱的，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3条的规定，由被告人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受理支付令的申请。

　　新民诉法修改后的217条第二款规定：“支付令失效后，转入诉讼程序，但申请支付令的一方当事人不同意提起诉讼的除外。”据此，督促程序终结后，直接转入诉讼程序，这就意味着，后续诉讼也是由受理支付令申请的法院管辖，但是由于支付令的受理不受标的额的限制，进入诉讼程序后，将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根据案件金额，属于基层法院管辖的范围的，由基层法院管辖；一种是标的额过大，已经超出基层法院一审的受理标的额，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级别管辖冲突的，如何处理管辖权问题。笔者认为，已经申请支付令的案件进入诉讼程序涉及的标的额超过受理支付令的基层法院的受案范围的，却仍由该法院管辖，就违背了级别管辖的规定，因此，应该由该基层法院将案件报请有管辖权的上级法院审理，如此也可以解决涉案标的额过大，基层法院审理压力大的问题。

　　二、关于债务人提出的异议审查问题

　　从1991年规定督促程序以来，二十多年的司法实践，适用这一程序的案件，被申请人提出异议的较多，而法院对异议进行审查却没有立法依据，只能裁定终结督促程序，一些被申请人就利用这一漏洞认为的拖延时间，逃避债务，牵强附会，故意提出一些不实的书面异议，滥用异议权，终止督促程序，徒增讼累，极大的伤害了申请人的积极性，也造成社会对督促程序价值怀疑。正是基于异议审查的立法缺失问题，2012年的民诉法修改完善了这一规定。217条新增了对债务人提出异议的审查，从而确保债权人的利益。但是审查异议是否成立，是仅限于形式审查还是进行实质审查，这是新民诉法修改后的一个新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审判人员认为，除了最高院《关于适用民诉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21条规定的以缺乏清偿能力为内容的债务人异议不影响支付令外，对债务人提出异议的无论是否有理由均不予审查，而应一律裁定终结督促程序；有的法官则就债务人的意义是否依法提出的进行刑事审查，而不进行实质审查。笔者认为，鉴于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少债务人滥用异议权，导致督促程序无果而终结，债务人无法适用督促程序而迅速得以执行的现象，应当对债务人提出的异议进行实质审查，以遏制滥用异议权的现象。

　　法院对债务人提出异议的审查应该包括但不限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督促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7、8、9条的规定，实质审查的内容还应该有：①债务人提出的异议的期限是否超过；②异议是关于债务是否合法、债务是否到期；③债务人提出的债务是否到期，申请支付债务的客体是否是金钱或者其他有价证?唬虎苌昵肴耸欠褚丫?鹚摺?br>
　　三、关于督促程序的后续诉讼问题

　　修改后的民诉法第217条第二款规定，支付令失效的，转入诉讼程序，但申请支付令的一方当事人不同意提起诉讼的除外。这一规定将督促程序与诉讼程序衔接起来，规定债务人提出异议审查成立后，督促程序就转入诉讼程序，就可以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合理的分配程序利益和诉讼风险。这种诉讼衔接既实现了债权人的诉讼价值，也防止了债务人规避法律，滥用异议权，对债权人的异议权也是一种约束。但是目前法律规定的这种衔接，只是为诉讼提出立法依据，但实践中的操作又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如转入诉讼程序后审判庭的确定、诉讼程序的确定和审限的确定问题。

　　督促程序终结转入后续诉讼后，对于审判法庭与审判人员的确定，民诉法没有规定，但鉴于督促程序和诉讼程序都是民诉法规定的程序，没有涉及到职能、法律关系性质的转变，仍应由原来受理支付令申请的审判庭及审判人员继续审理，一来因为原来的审判人员了解案情，也与当事人沟通，既可以缩短阅卷时间，又可以方便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的沟通、协调，以提高案件的效率。

　　对于转入诉讼程序后是适用简易程序还是普通程序的问题，既然已经转入诉讼程序了，就应该受民诉法关于通常的诉讼程序的法律规定限制。适用简易还是普通程序，取决于案件的性质，事实是否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是否明确、争议大不大的。

　　关于转入诉讼程序后，审限从何时起算问题，民诉法只是笼统的规定在督促程序终结后，转入诉讼程序，没有明确案件的审理期限从何时起算。笔者认为，督促程序的后续诉讼程序的审限起算时间，应该从法院确定转入诉讼程序时开始。转入时，所有的时间起算和计算均按照通常的诉讼程序计算，以便于保障当事人充分享有诉权。

　　（作者单位：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证据学研究所所长 何家弘


（一）


1998年春天，我参加了侦探小说作家联谊会组织的武夷山采风活动，然后又作为中国-欧盟高等教育交流合作项目的受益人，到法国的埃克斯-马赛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在此期间，我收集积累素材并进行初步创作，后来于暑假期间完成了一部解读证据法学的小说——《黑蝙蝠·白蝙蝠——证据的困惑》，由贵州人民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在该书中，我借当事人之口，系统讲述了证据法学的内容，特别介绍了一些外国的证据制度和规则。在当时，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小说，对于普及证据法学的知识也发挥了一点作用。


十多年过后，当我要修订这部小说的时候，发现那些证据法学的内容已有些过时，而且会削减读者阅读犯罪悬疑小说的兴趣。于是，我决定尽可能删除那部分内容，仅保留基本的故事框架。另外，正在把这部小说翻译成法文出版的法国黎明出版社编辑在来信中说，法国读者很喜欢小说中的“洪钧-宋佳组合”，希望在这部小说中能再次看到他们的身影。于是，我让宋佳走进了“武夷山疑案”的审判法庭，也算是满足了读者的一个愿望。修订之后，这部小说的名字也改为更符合创作本意的《无罪谋杀》。


刑事司法有一个美丽的传说，那就是“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纵一个坏人”。但是，在任何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中，这都是做不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刑事错案的发生具有不可避免性，只是或多或少的问题。在当今世界，不仅法制不太健全的国家有刑事错案，譬如中国，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也有刑事错案，譬如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的许多州都建立了“无辜者中心”，通过“无辜者行动”对可能错判的案件进行复查，至今已通过DNA检验，发现并纠正了约380起错案。


（二）


2011年4月7日至11日，我应邀到美国的辛辛那提市参加了“2011年无辜者协作网研讨会——错判的国际探索”，并在会上做了关于中国大陆地区刑事错案问题的主题发言。在研讨会上，来自墨西哥的代表罗伯托·赫尔南德兹放映了他执导拍摄的一部纪录片，披露了墨西哥刑事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该片名为《有罪推定》，其寓意发人深省。


2012年8月7日至8日，“预防刑事错案国际研讨会”在吉林省长春市顺利举行。此次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和吉林大学法学院共同主办，主题是“完善司法制度，预防刑事错案”，来自中国大陆地区的150多位专家学者，以及来自我国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台湾地区和美国、英国、挪威等国家的16位代表参加了研讨会。预防刑事错案，需要改良我国的诉讼制度，例如转变刑事庭审虚化的现状和改良陪审徒有虚名的制度，也需要完善我国的证据制度，例如明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和细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另外，司法人员还必须转变司法观念。


司法观念是指司法人员在实践中逐渐积累形成并指导其行为的思想、观点和心理状态。就刑事错案的预防来说，司法观念的转变包括十个方面：（一）从一元片面的价值观转向多元平衡的价值观；（二）从权力本位的司法观转向权利本位的司法观；（三）从长官至上的司法观转向法律至上的司法观；（四）从军事斗争的司法观转向文明公正的司法观；（五）从暗箱操作的司法观转向公开透明的司法观；（六）从偏重实体的公正观转向实体和程序并重的公正观；（七）从有罪推定的办案观转向无罪推定的办案观；（八）从侦查中心的程序观转向审判中心的程序观；（九）从查明事实的办案观转向证明事实的办案观；（十）从倚赖人证的证明观转向重视科学证据的证明观。


刑事案件都是发生在过去的事实，司法人员不能直接去感知，只能通过各种证据去间接地认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和限制，司法人员的这种认识无法保证百分之百的准确。因此，无论是侦查人员还是预审人员，无论是检察人员还是审判人员，他们就案件事实所做出的决定都难免出现误差。这是理论和实践都已经证明了的事情。


从办案的客观结果来看，误差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把有罪者当成了无罪者。于是，该抓的没抓，该关的没关，该起诉的没起诉，该判刑的没判刑，总之，是放纵了坏人。另一种情况是把无罪者当成了有罪者。结果，不该抓的抓了，不该关的关了，不该起诉的起诉了，不该判刑的判了刑，总之，是冤枉了好人。为了简便，我们可以把前者统称为“错放”，把后者统称为“错判”。


在案件中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办案人员面临两难的选择。放吧，可能放纵坏人；判吧，可能冤枉好人。当然，有人会说，继续调查嘛，案情总能水落石出，但是，受人力、物力、时间等客观条件的限制，继续调查只是一句空谈，或者是一厢情愿。换言之，有些案件就是无法查至水落石出。在这种情况下，办案人员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司法观念。


（三）


我们的民族传统似乎是宁愿“错判”也不要“错放”的。诚然，我们无论在法理上还是在道义上都坚决反对“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走一个”的口号，但是，让我们接受西方那种“宁可错放十个，也不错判一个”的观点亦有困难。有人认为，让有罪者逃脱处罚是使社会利益受到损害，而让无罪者错受处罚是使个人利益受到损害。两相比较，后者的损害轻于前者。换言之，如果一定有错的话，那么这错误最好由个人承担。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我并不反对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但是，人们在比较“错放”与“错判”的危害时，犯了一个“计算上的错误”。实际上，“错放”只是一个错误；而“错判”很可能是两个错误。“错放”只是把一个有罪者错误地放到了社会中；而“错判”则在错误地处罚一个无罪者的同时，还可能放纵一个真正的罪犯。2010年震惊中国的赵作海冤案和2013年颇受关注的“浙江张氏叔侄冤案”都是很好的例证。另外，错判还有一个严重的潜在危害，那就是使社会公众丧失对司法乃至国家的信念！由此可见，“错判”的危害要大于“错放”的危害。因此，在案件事实处于模糊状态时，办案人员的选择应该是宁可“错放”也不要“错判”！这正是无罪推定原则的一项基本要求。


于是，我在《无罪谋杀》的题记中写到：“在刑事诉讼中,任何人在被法院依法判定有罪之前,应该先被假定为无罪者,然后由公诉方承担证明责任。被告人既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也不承担证明自己有罪的义务。如果公诉方不能用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法院就应判被告人无罪。简言之，疑罪从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