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浙江省统计工作监督管理条例（修正）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1990年5月12日浙江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4年12月19日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浙江省统计工作监督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统计工作的监督管理，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细则》的有效实施，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境内一切单位和个人以及本省在省外设立的单位，均有遵守统计法律、法规的义务，对违反统计法律、法规的行为有抵制、检举、控告的权利和义务。
第三条 统计工作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运用科学的方法，保障统计资料的准确性和及时性，为指导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服务。
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对本辖区贯彻实施统计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统一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各业务主管部门对本系统贯彻实施统计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管理。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统计站或统计员协助县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监督管理本辖区的统计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设统计检查机构或专职统计检查员；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各业务主管部门设专职或兼职统计检查员。
省、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和地区行政公署统计机构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向下一级统计机构委派统计检查特派员。
统计检查机构、统计检查员和统计检查特派员，分别依据统计机构、业务主管部门或委派机关的授权，在规定的职责内行使统计检查监督权。
第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各业务主管部门监督管理统计工作的职责是：
（一）检查统计法律、法规贯彻执行情况；
（二）查处和纠正各种违反统计法律、法规的行为；
（三）支持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维护统计人员正当权益；
（四）表彰模范执行、遵守统计法律、法规的单位和个人。
第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各业务主管部门监督管理统计工作的范围是：
（一）填报统计资料是否准确、及时、全面；
（二）制发统计报表是否依法定程序经过审查、批准或备案；
（三）统计资料是否依法定权限统一管理；
（四）公布统计资料是否依法定程序经过核定和批准；
（五）管理、使用、公布统计资料是否符合保密规定；
（六）调动统计人员是否按国家规定征求统计机构和统计负责人意见或征得同意；
（七）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依法行使统计调查、统计报告和统计监督等职权是否受到妨碍；
（八）其他执行统计法律、法规的情况。
第八条 本省境内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应当在依法设立或变更后三十日内，到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办理统计登记或变更统计登记手续。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撤销时，应当到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办理注销统计登记手续。
本条例重新公布前，已经设立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应当在本条例重新公布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办理统计登记手续。
第九条 实行专业统计人员持证上岗制度。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的专业统计人员，应当按规定经考核合格，取得《统计证》。具体实施步骤和办法由省统计局规定并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条 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依法上报的统计资料，任何单位领导人或其他人员不得擅自修改，不得胁迫、授意所属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修改。
第十一条 考核单位、地区的工作成绩、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所依据的统计资料，应按规定权限经有关统计机构或统计负责人认可。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各业务主管部门，应建立统计工作检查制度，定期对本辖区、本系统的统计工作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专项检查。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各业务主管部门，在监督管理中，有权发出《统计检查查询书》。接到《统计检查查询书》的单位，应按期据实答复。拒绝答复的，以拒报论处。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各业务主管部门在监督管理中发现违反统计法律、法规行为的，应向违法单位或个人发出警告，并责成其立即纠正。
第十五条 违反统计法律、法规，情节较重，需要追究法律责任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或有关业务主管部门，按规定权限和程序立案调查。
第十六条 统计检查人员和统计违法案件调查人员到有关部门或单位执行任务时，应出示《统计检查证》或其他有效证明文件。
第十七条 对重大或典型的统计违法案件，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或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可按规定权限，予以通报。
第十八条 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情节较重的，对有关领导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一）虚报、瞒报统计资料的；
（二）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的；
（三）拒报或屡次迟报统计资料的；
（四）胁迫、授意他人提供不真实统计资料的；
（五）因玩忽职守错报、漏报统计资料的；
（六）逾期不办理统计登记或变更、注销统计登记手续的；
（七）违反规定，任用未取得《统计证》的人员担任专业统计工作，经指出不纠正的；
（八）未经法定程序批准，自行制发统计报表的；
（九）未经法定程序核定和批准，自行公布统计资料的；
（十）违反统计工作保密规定的；
（十一）妨碍统计机构、统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的。
有前款（一）至（八）项违法行为之一的，并可对有关领导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一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一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十九条 个体工商户有前条（一）、（二）、（三）项违法行为之一，情节较重的，处以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给予暂停营业或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
第二十条 按第十八条规定，需对有关领导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或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建议有关部门、单位根据管理权限作出决定。
按第十八条、第十九条规定，需对个人或单位处以罚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作出决定。罚款收入上缴同级财政。
按第十九条规定，需对个体工商户给予暂停营业或吊销营业执照处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作出决定。
第二十一条 被处以罚款、暂停营业或吊销营业执照的单位和个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的同级人民政府或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也可以直接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二条 违反统计法律、法规，骗取荣誉、奖励的，除依照统计法律、法规和本条例有关规定给予处理外，由有关部门撤销其骗取的荣誉和奖励。
第二十三条 违反统计法律、法规，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妨碍统计检查人员依法行使职权或对依法行使职权的统计人员打击报复的，由有关部门、单位根据管理权限给予行政处分；违反治安管理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对模范执行、遵守统计法律、法规的，检举、揭发违反统计法律、法规行为有功的，或在统计监督管理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应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二十六条 本条例的具体应用问题由省统计局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条例自1990年7月1日起施行。

附：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浙江省统计工作监督管理条例》的决定

（1994年12月19日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1994年12月23日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25号公布 1994年12月23日起施行）

决定
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对《浙江省统计工作监督管理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增加一条，作为第八条：“本省境内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应当在依法设立或变更后三十日内，到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办理统计登记或变更统计登记手续。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撤销时，应当到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办理注销统计
登记手续。
“本条例重新公布前，已经设立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应当在本条例重新公布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办理统计登记手续”。
二、增加一条，作为第九条：“实行专业统计人员持证上岗制度。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的专业统计人员，应当按规定经考核合格，取得《统计证》。具体实施步骤和办法由省统计局规定并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三、第八条改为第十条，修改为：“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依法上报的统计资料，任何单位领导人或其他人员不得擅自修改，不得胁迫、授意所属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修改”。
四、第十六条改为第十八条，修改为：“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情节较重的，对有关领导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一）虚报、瞒报统计资料的；（二）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的；（三）拒报或屡次迟报统计资料的；（四）胁迫、授意他人提供不真实统计资料的；（五）因玩
忽职守错报、漏报统计资料的；（六）逾期不办理统计登记或变更、注销统计登记手续的；（七）违反规定，任用未取得《统计证》的人员担任专业统计工作，经指出不纠正的；（八）未经法定程序批准，自行制发统计报表的；（九）未经法定程序核定和批准，自行公布统计资料的；（十
）违反统计工作保密规定的；（十一）妨碍统计机构、统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的。
“有前款（一）至（八）项违法行为之一的，并可对有关领导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一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一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五、第十八条改为第二十条，第一款修改为：“按第十八条规定，需对有关领导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或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建议有关部门、单位根据管理权限作出决定”。
六、第二十二条改为第二十四条，修改为：“妨碍统计检查人员依法行使职权或对依法行使职权的统计人员打击报复的，由有关部门、单位根据管理权限给予行政处分；违反治安管理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七、第十九条改为第二十一条，修改为：“被处以罚款、暂停营业或吊销营业执照的单位和个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的同级人民政府或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也可以直接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

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此外，对个别文字作了修改，对部分条款顺序作了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浙江省统计工作监督管理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



1994年12月23日
浅析论上市公司要约收购制度的完善

王胜宇


　　一、要约收购体系的明确
　　《管理办法》对要约收购的概念与体系的处理颇有混淆之处，并只有笼统的要约收购的规定，而没有对强制要约收购与自愿要约收购、全部要约收购与部分要约收购作出明确的界定。
　　1.完善自愿要约收购制度 强制要约收购制度是指投资者在持有一个上市公司的有表决权股份达到法律规定的比例(一般为法定控制权比例)时，就应当依法向该上市公司的所有股东发出收购要约，购买其手中持有的股份，除非依法定机关豁免。目前，设立强制要约收购制度的国家主要有英国等西欧国家，对强制要约收购制度持肯定态度的主要理由是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其一，在上市公司收购中，收购者为了节省收购成本，常常只与大股东私下协商，以较高的溢价购买其手中的股份而获得公司的控制权，对小股东采取漠视的态度或对小股东支付较低的价格。这样，小股东要么丧失了以同样的价格出售股份溢价的机会，要么就会因价格歧视而受到损害，这都有违股东平等原则。其二，在收购者被迫发出强制收购要约时，其持股比例一般都已经达到了法定控制权的比例，既然此时公司的控制权已经转移，控制股东就有可能利用控制地位对小股东进行剥夺，最常见的就是“挤出合并”，那么股东就应当被给予一种选择权，即继续留在公司——用手投票，还是退出公司——用脚投票。此时收购者就应当对所有股东发出收购要约，以保障股东的权利。
　　而自愿要约收购则更多地体现了投资者的自由意志与证券市场的效率。其一，在收购要约发出方面，自愿收购的收购人可以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自愿选择时机发出收购要约。其二，自愿收购既可以是部分收购，也可以是全部收购，而不必像强制收购要约那样必须是全部收购。其三，在收购的价格方面，自愿收购的价格完全由投资者白行决定。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对自愿收购都采用自由定价主义，允许投资者自愿选择收购的价格以及价格支付方式。其四，在自愿收购要约中，收购人可以对要约附有条件。自愿要约收购中收购人拥有较大的自主性，但与强制要约收购一样要遵守证券法律法规对要约收购的总体性规定，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面对目标公司的反收购措施以及制定收购价格的最高价原则与平等原则等。而且自愿要约收购一旦达到强制要约收购触发点就必须依法发出全面收购要约。
　　《管理办法》仅在第二十四条曲折承认了自愿要约收购。因而有必要明确界定自愿要约收购，使收购人在未触发强制要约收购的范围内拥有较大的自由进行要约收购。理论上讲，要约收购主要特点就是公布收购意图、公开不定向收购股份，因此收购者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发出收购要约，而且只要其公开收购意图，就没有必要恪守《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管理条例》中5%的爬坡条款，投资者在投资比例很小，甚至完全不持有股份的情况下，也可以一步直达30%的强制收购要约比例发出全面收购要约。英国的《城市法典》(City Code on Takeovers and Mergers)就规定投资者在10日内披露的前提下，允许一次扫盘直达全部要约收购的比例。美国《威廉姆斯法案》也有类似规定。
　　2.完善部分要约收购制度 全面要约收购是指以取得目标公司100%股份为目的要约收购，在要约中通常规定取得目标公司股份的最低数额或比例，以确保要约人在收购结束后取得目标公司的控制权：部分要约收购是以取得目标公司部分控制权为目的的要约收购，在要约中除通常规定的取得目标公司股份的最低数额或比例外，还规定取得股份的最高数额或比例。部分要约收购与全面要约收购的区别在于其一，部分要约收购中“部分”(收购者购买的股份额少于100%)的含义是指要约人从要约之始即意欲部分收购，而不是指针对收购最终购买到的股额是否少于10096。可见“部分”与“全部”的区别在收购者(要约人)的意图与要约表达。其二，部分要约也有可能是向全体股东发出要约。因此部分要约收购中的“部分”是指股份额，而不是指受要约人数。其三，部分要约收购以取得控制权为目的，而全部要约收购的目的(或大多数结果)是公司的兼并而非控制(因为我国现行《公司法》不承认一人公司的存在)。其四，部分要约收购皆为自愿要约收购。而全面要约收购则有自愿要约收购，也有强制要约收购。综合上述自愿要约收购的特点，要约收购的基本形态只有三种：强制全部要约收购，自愿全部要约收购，自愿部分要约收购。而前面强调了自愿全部要约收购的可行性，在此分析一下自愿部分要约收购制度，即部分要约收购制度。《管理办法》二十四条就是对部分要约收购的承认。部分要约收购对我国证券市场具有重要作用与意义：可以降低控制公司的收购成本；收购者可以通过控制权实现对目标公司资源的充分利用与管理层的变更；部分要约收购有利于打破证券市场地域与产业分割的局面，并充分体现要约收购的公开有序的宗旨。但修订《管理办法》对其规范化时应注意：1)设定比强制要约收购更高的信息披露要求，对大量持股的披露和部分要约收购的报告与公开要充分化。2)强化部分要约过程的规定。比如，对要约的变更与撤回的严格规制；对要约接受期的合理的规制；赋予受要约人承诺撤回权等。3)实行绝对按比例收购和最好价格制度。4)注重对中小股东利益的特别保护，赋予大股东以注意与诚实义务，对大股东转让股份进行适当限制；赋予董事注意义务与善管义务：赋予和加强小股东的召集权、提案权和诉权。

　　二、反收购策略的规制
　　《管理办法》一个明显的缺陷是未对目标公司的反收购策略作出规制。《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似乎赋予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采取反收购策略的权力。但第二款规定，收购人做出提示性公告后，被收购公司的董事会除可以继续执行已经订立的合同或股东大会已做出的决议外，不得“提议”诸如发行股份、回购上市公司股份、修改公司章程等事项。此条颇多悖论，使反收购策略是否存在及其决定者为谁等问题都变得模糊。考究立法者的意图，《管理办法》实际上认为反收购策略是存在的，而且其决定权应当属于公司股东大会，而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则有不作为义务或作为而不损害公司与股东利益的义务。
　　我国立法应当明确反收购策略的决定权属于股东大会。考察各国在反收购策略决定权上的做法，主要有股东大会决定模式与董事会决定模式两种。股东大会决定模式指对反收购行为的决定及相关措施的采用须经股东大会讨论，以投票权多数表决通过；公司的经理层只能根据股东大会的决定行事，既不得自行采取法律措施抵御收购要约，也不能采用其他事实措施阻碍收购要约。英国的《城市法典》与我国香港地区的《香港收购守则》，就是这种模式的典型。董事会决定模式是指董事会可以不经股东大会决议，决定是否采取反收购策略。美国《威廉姆斯法案》是该模式的典型。衡量两种模式，虽然董事会决定模式在商业判断原则等制度协同下亦有不少优点，但股东大会决定模式是更适当的选择：其一，要约收购是收购者与目标公司股东之间的交易行为，反收购的利弊得失事关股东之利益，故而应由股东大会来决定。其二，我国股份公司出现的历史较短，其操作缺乏规范性，投资者不够成熟、权利意识不强、缺乏自我保护能力。而与此同时，大股东与董事会控制公司、滥用权力、侵害中小股东的情况却颇为普遍，而且董事会等经营者还会考虑个人职位、利益而轻易采取反收购措施，因而将反收购策略的决定权交给董事会的风险更大。其三，加入WTO后，为适应国际竞争，我国目前发展证券市场的取向应当是鼓励收购，而不是限制收购。而且实证研究表明，我国证券市场“并购后控股程度越高的公司，高管人员的变化程度越大，治理效果越显著”，因而鼓励并购，适当变更高管人员具有积极意义。出于效率考虑，规范并审慎对待反收购策略，决定权在股东大会是合适的。而在股东大会休会期间是选择召开临时大会决定反收购事宜，还是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行使该权力，有待进一步探讨。
　　西方经历了多次并购浪潮，形成了不少反收购策略，它们可以归纳为要约收购前的反收购策略和要约收购后的反收购策略。其中要约收购前的反收购策略包括了董事轮换制、绝对多数条款、双重资本重组、“毒丸”计划等；而收购要约后的反收购策略包括了特定目标的股票回购、诉诸法律、资产收购和资产剥离、邀请“白衣骑士”、“帕克门”战略等。在我国目前上市公司收购的法律环境中，收购要约公告前的反收购策略的实施均有不少疑难之处，而收购要约后的特定目标的股票回购、邀请“白衣骑士”两种方式具有较大的操作可行性。此外，针对收购者违反反垄断法等行为提起诉讼作为反收购的一种策略应当引起立法者足够的重视。我国正在制定《反垄断法》，草案已经出台，其中针对上市公司收购的反垄断规制应当明确，并与《管理办法》、《证券法》等协调一致。

　　三、股东权益的保护
　　各国要约收购立法在具体设计上颇多差异，这与其立法宗旨与理念紧密相联。要约收购到底应当以股东权益(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保护为目的还是应以收购的效率为宗旨，颇费踌躇。对要约收购规制较为成功的英国《城市法典》与美国《威廉姆斯法案》就体现出这种区别。英国《城市法典》以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为基点，对要约收购进行实质管理，限制部分要约收购和目标公司董事会采取反收购策略；而美国《威廉姆斯法案》强调立法中立，侧重于要约收购信息披露的规范，而对部分要约收购和目标董事会的反收购策略采取更为宽容的态度，以体现效率。而我国的状况与英国颇有相似之处，而且由于证券市场本身存在诸多问题，更有必要强调实质管理。笔者认为，应当借鉴英国《城市法典》的做法，构筑股东权益保护的法律体系。
　　1.对收购人的法律规制
　　(1)对全体股东利益的保护 要注意两点：其一，收购人对持股信息与要约信息的披露要及时、充分。除详细介绍收购人背景及持股情况外，收购人信息披露的核心还应突出三方面：一是公布收购人的财务资料。二是收购人的资金来源。三是收购的后续计划。其二，要约限定要科学。一是对要约最短期限与最长期限的设定，既给目标公司股东充裕的时间考虑，又照顾了效率。二是如果收购人有意变更要约内容，那么这种变更不仅要及时披露报告，而且应该是朝着有利于目标公司股东方向的。《管理办法》仅规定了程序义务，未规定实体义务，有待完善。三是一般禁止要约的撤回，而赋予目标公司股东要约承诺的撤回权。
　　(2)对中小股东利益的特殊保护在对中小股东 利益的特殊保护方面，应当注意四点：其一、全体持有人规则，即收购要约应当向目标公司某类股份的全体持有人发出。其二、比例接纳原则，即当目标公司股东承诺出卖给收购人的股份超过了后者所预定收购的股份时，则不论股东承诺的时间先后，收购人都必须按照相同比例从每个承诺出卖的股东处购买。其三、平等价格原则，即在收购期满前，收购人对任何一个股东提高要约价格，那么提高后的价格对所有股东有效，并且在支付条件上也应给所有股东平等待遇。其四、强制收购剩余股票制度。当收购要约期满，收购人持有的股份达到绝对优势比例时，目标公司的其余股东有权利以同等条件将股份出售给收购人，收购人必须接纳。这实际涉及到对要约收购后续行为的规制。首先在对收购失败的后续行为的规制上，依英国《城市法典》的规定，如系全面收购，一旦要约期满，收购人持有目标公司已发行股份不足50%，即为收购失败。除非发出新的要约，该收购人以后每年购买目标公司股份不得超过一定比例，且在一定期限内(如6个月)不得发出新的收购要约。而《管理办法》对此未作规定，有待完善。其次在对收购成功的后续行为的规制上，《管理办法》未作规定，而《证券法》则界定了75%与90%两个档次。结合收购成功的50%的档次标准，应当明确三个档次的规定。当收购人持有目标公司50%-75%股票时，仅为收购人绝对控股，不存在公司退市和强制出售，其股票可在市场上自由买卖不受任何限制，但据《证券法》关于收购人在六个月内不得买卖该股票的规定，当收购人持有目标公司75%-90%股份时，可以退市或可借鉴国外通行的做法，由证交所安排其超过75g6部分陆续出售，以维持该公司上市资格，切实保障其余股东的利益。收购人持有目标公司90%以上股份时，其余股东可向收购人强制出售所持股票。收购人若完成全面收购，持有目标公司100%的股份，则该公司成为收购人的全资子公司：不再符合上市资格，应予下市。如收购人撤销该公司，则依《证券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属于公司合并，被撤销公司原有股票由收购人依法更换。
　　2.对目标公司管理层的规制
　　(1)强调目标公司管理层的咨询建议和信息披露义务，以体现和落实其诚信义务。《管理办法》第八、九条作了原则性规定，并在第三十一条到第三十三条作了具体规定，颇为详尽。而且作为公司治理结构完善的重要举措的独立董事制度，起到了相应的作用。
　　(2)强调反收购策略的决定权归属于股东大会，其具体策略应当依法执行。《管理办法》未作规定，应依本文第叁部分之论述进行完善。
　　(3)建立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保护股东诉权。股东代表诉讼既可以在要约收购过程中启动，也可在要约收购后对收购人采用。另外，应当借鉴英美国家集团诉讼的制度，建立证券民事赔偿法律制度，以保护中小股东利益。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