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窝藏、包庇罪中“事前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如何理解的请示答复

1986年1月15日，最高法院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1985年11月7日关于窝藏、包庇罪中“事前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如何理解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我们认为：
我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款所说的“事前通谋”，是指窝藏、包庇犯与被窝藏、包庇的犯罪分子，在犯罪活动之前，就谋划或合谋，答应犯罪分子作案后给以窝藏或者包庇的，这和刑法总则规定共犯的主客观要件是一致的。如，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刑事犯罪分子，在犯罪之前，与行为人进行策划，行为人分工承担窝藏或答应在追究刑事责任时提供虚假证明来掩盖罪行等等。因此，如果只是知道作案人员要去实施犯罪，事后予以窝藏、包庇或者事先知道作案人员要去实施犯罪，未去报案，犯罪发生后又窝藏、包庇犯罪分子的，都不应以共同犯罪论处，而单独构成窝藏、包庇罪。
此复。


应给予被害人死亡公诉案件的近亲属请求检察机关抗诉的权利

仇万娥 杨天良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的权益尽管给予了很大的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被害人死亡的公诉案件，在一审判决后被害人一方对刑事判决部分不服，既没有提出上诉的权利又没有提请检察机关抗诉的权利。被害人的近亲属若认为有冤无处伸，只能去上访，这也是造成目前涉法上访案件多的原因之一。
《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死亡案件受害方的权利给予了很大的保护，在第四十条规定：“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在第一百三十九条又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人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八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后，可以告知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可见，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的权利给予了很大的保护，赋予被害人的近亲属在被害人死亡后，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和对案件的处理发表意见的权利。
但是，《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被告人、自诉人和他们的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裁定，有权用书状或者口头向上一级人民法院上诉。被告人的辩护人和近亲属，经被告人同意，可以提出上诉。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和他们的法定代理人，可以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裁定中的附带民事诉讼部分，提出上诉。”在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的，自收到判决书后五日以内，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自收到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请求后五日以内，应当作出是否抗诉的决定并且答复请求人。” 而《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第（三）项规定：“法定代理人是指被代理人的父母、养父母、监护人和负有保护责任的机关、团体的代表”。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只有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才有法定代理人，而具有行为能力人，即精神健康状况正常的已满十八周岁的成年人没有法定代理人。由此可见，在刑事案件中，被告人享有上诉权，而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仅享有提请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权利。但当被害人是具有行为能力人且已死亡时，即使法院的判决不公，被害人的近亲属（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既没有请求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权利，又没有提出上诉的权利。因此，这种规定有失法律公正。
据统计在司法实践中，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绑架、强奸等恶性暴力犯罪中死亡的被害人有80%以上是精神正常的成年人，这类案件处理的是否公正，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直接影响着社会安定。如果被害方觉得他们人死有冤屈，凶杀没有受到应有惩处，检察机关、人民法院以没有法律依据为由予以简单拒绝，他们只能选择上访，这既影响有关领导机关和有关部门的正常工作，又影响社会稳定。
保护人权已载入我国宪法，以人为本的理念已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主流思想。因此，建议对《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增加一款：“被害人死亡的公诉案件，被害人的近亲属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的，自收到判决书后五日以内，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自收到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请求后五日以内，应当作出是否抗诉的决定并且答复请求人。”这样，既符合实际，有利于社会稳定。
（作者：仇万娥系陕西省渭南市行政学院法学副教授、兼职律师 杨天良系陕西省渭南市人民检察院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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